1955年授衔，9位将军对军衔不满意，有人耿耿于怀一辈子

发布时间：2025-04-05 01:08:45 来源：热搜聚焦网 作者：墨迹

在1955年那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授衔时刻，部分将领对授衔结果产生了不满意的情绪。授衔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荣誉，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和评定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些将领的故事。建国后，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1954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许世友上将1955年前，许世友的级别是正兵团级 。1952年军队干部评级分为9等21级，1955年授衔时主要参照此次评级结果 。正兵团级对应的授衔标准一般为上将，许对此心有不甘，便找到总理发牢骚，总理沉默片刻后，说出了粟裕和萧克两个名字。大将们在不同时期指挥的战役多对战争全局有重大影响，如粟裕指挥的淮海战役等。相比之下，许世友虽作战勇猛，在胶东等地战功赫赫，但从战争全局看，其指挥战役的规模和战略意义稍逊一筹。粟裕战功赫赫，曾是元帅军衔的候选人，但他主动让衔，最终被评为大将，萧克在红军和抗战时期战绩出色，也曾在拟大将名单中，后因名单超员主动请命降低衔位，被授予上将军衔，且位列首位，许世友听后，意识到自己的战功与他们相比有差距，且敬佩他们的让衔之举，便不再对军衔一事心怀不满，还为自己的过激行为向总理道歉。王近山中将1952年定级时，王近山为副兵团级，而当时晋升上将军衔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正兵团级职务。与二野其他将领相比，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的职务稍逊一筹，如陈锡联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红四军11师政委，王近山是红四军10师代师长，且曾给陈锡联做过副手 ，在竞争兵团司令员时，王近山也未能成功。王近山虽在国内战争时期战功赫赫，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实际指挥作战时出现失误。第五次战役中，战前侦察不足、对战局过于乐观，导致第三兵团进攻未达预期且伤亡惨重，180师也遭受重大损失。白马山战役中，因谷中蛟叛逃导致作战计划泄露，他仍坚持按原计划进攻，致使38军伤亡较大且未攻克目标，影响了整体战功。王必成中将土地革命时期，王必成最高职务是红30军89师副师长，未达到上将要求的土地革命时期师级以上干部等条件，抗战初期，他担任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团长等职，也未达到旅级以上干部的要求。王必成不是三野首任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也未在三野司令部担任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相比许世友、张爱萍等三野上将，资历与职务均不占优。与王必成同级别的将领众多，如华野4纵司令员陶勇、7纵司令员成钧、中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等，他们资历深且战功赫赫，而上将名额有限，王必成在竞争中不具突出优势。1947年，华野6纵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暴露出部队纪律问题，如在新区群众工作中出现“左”的偏向，存在乱斗地主、乱分浮财等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作为纵队司令，王必成对此需承担一定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授衔。聂鹤亭中将聂鹤亭未被评为上将主要有以下原因，有违反组织纪律：1948年沈阳战斗前，国民党守军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提出起义，聂鹤亭未向上级请示汇报便自作主张同意，尽管其出发点是减少城市破坏，但这种擅自行动违反了组织规定，遭到林总严肃批评。北平解放后，聂鹤亭看戏不买票硬闯戏院，与工作人员冲突后还对老部下张明河恶语相向，被纠察队员抓住，显示出其生活作风存在瑕疵，纪律意识淡薄。在得知自己被拟授中将军衔后，聂鹤亭不满并找罗帅抱怨，对比主动让衔的同志，其行为不妥，也影响了他的授衔结果。莫文骅中将莫文骅在长征时期搭档过的陈赓和萧劲光都被评为了大将，1952年定级时，莫文骅被定为副兵团级，这是其未获上将军衔的直接原因。而他被定为副兵团级，与东北高有关。早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时，高想任政委一职，莫文骅因考虑其精力有限未支持，还建议萧劲光兼任，导致高不满。后来在东北军区，高作为司令员兼政委，将莫文骅定为副兵团级。在广西剿匪时，莫文骅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进度缓慢，未有效剿灭土匪，引起中央关注，遭到批评，这对其授衔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四野人才众多，规模庞大，竞争激烈。与其他同级别将领相比，莫文骅在一线参战时间相对较短，在评衔时优势不明显。钟伟少将钟伟从三野转到四野后，在改编中由师长直接提拔成纵队司令，属于破格任用，相比其他同级别的将领，资历方面有所欠缺。渡江之后的青树坪战役中，钟伟擅自带领49军冒进，追击白崇禧，结果被白崇禧部伏击，49军遭受重创，这一失误对其评衔产生了较大影响。1955年授衔需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以平衡不同“山头”。四野人才众多，战功卓著者众多，但中将名额有限，在平衡各方面因素时，钟伟便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段苏权少将1934年至1937年，段苏权因伤脱离部队三年，在此期间红军处于艰苦时期，他未能参加长征，这在授衔标准中被视为减分项，其历史问题也受到质疑，尽管事出有因，但无人证明。辽沈战役时，段苏权在攻击锦州机场及紫荆山阵地的作战中出现失误，导致贻误战机、阵地失守，影响了锦州攻坚战的进展，还曾隐瞒战况不报，这些问题损害了他在军中的声誉。在空军系统中，与其他拟授中将的将领相比，段苏权的战功和职务优势不够突出，当时空军有多位资历、战功不弱于他的将领被授予中将，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他未获中将。授衔前夕，根据伟人的批示，军委与总干部部决定削减上将与中将名额各2人。因徐立清与廖汉生二人降衔为中将，原177名中将名单需再减少4人，经总干部部商议，在确定解方、陈沂二人由中将改授少将的基础上，空军系统的段苏权也由中将改授少将，之后他一直对少将军衔耿耿于怀，去世前对家里人放下话，去世后不穿少将服只穿中山装。贺晋年少将贺晋年早在红军时期已经是军长，1955年前被评定为副兵团级。即使在42位副兵团级干部中，被授予上将的有19人、中将22人，而只有贺为少将，所以贺晋年镇少将名副其实。贺晋年早年与东北高是陕北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在东北也曾共事。1954年高饶事件后，贺晋年被暂时解除军职送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接受审查，授衔时事情未彻查，其军衔评定受到影响，最初甚至被建议授予大校军衔。陕北红军出生的将领中，谢子长、刘志丹已牺牲，阎红彦转到地方工作。本可作为陕北红军代表授上将的贺晋年因高受牵连，最终陕北红军的上将军衔授予了阎红彦，导致贺晋年军衔定格为少将。1955年授衔时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以平衡各方。当时名额有限，竞争激烈，部分与贺晋年资历相当的陕北红军将领也未获得预期军衔，贺晋年因特殊事件影响，最终只被授予少将。尹先炳大校尹先炳原本拟授中将，但最终只被授予大校军衔，主要是因为其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喜欢跳舞，并在军中举办舞会，还与一名朝鲜女子发生不正当关系，并将其调到身边担任秘书，此行为造成了不良影响，该女子后来羞愧自杀，影响更为恶劣，中央得知后，对尹先炳进行了严厉处分，包括留党察看两年、行政待遇降级，致使其在1955年授衔时被降为大校。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相关文章